中共夺权之后是怎样处理那些地下党功臣的?(图)


潜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中的红色间谍——-郭汝瑰。(网络图片)
潜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中的红色间谍——郭汝瑰。(网络图片)

一代人在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红色新政权弃如敝屣,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一生中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叹息中共为何能在抗战胜利、蒋介石声望臻于顶峰仅仅四年之后,就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逐出大陆、建立共和国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在大家公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民党军队控制地区的地下党,包括情报工作者,工作富有成效,若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说他们为夺取政权立下了丰功伟绩,并不为过。

这方面的例证数不胜数。但我们想问的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共卖命——甚至是立了挽救中共的大功,夺权之后命运如何?

被论功行赏的自然也有,却非常少;而且,不难看出,这样的幸运者一定是在当局看来有继续利用的价值的。

比较多的前地下党员,是被安排在某个中级甚至基层岗位上度过余生(基本上都安排为副职或者冷衙门闲职),虽然郁郁不得志,但若只是在政治审查中有惊无险地过关,能寿终正寝,就谢天谢地了。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父亲高启发就是这样的一位。他1946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受党指示报考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被录取为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的少尉报务员;这个分台奉调北平,党先要他随行,后要他返宁待命,他便辞了职,回到南京,遵循上级指令再应试进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当中尉侦收员。有一篇题为“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华父亲”的文章写到他的贡献之一:高启发发现“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该机构雇用的)德、日破译专家破译”,他闻讯大惊,立刻汇报,情报上达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不久,第二、三野战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收发方式就都变了。

中共建政后,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通知他去华东党校“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同时去学习的共10人,除他之外,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还有曾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到了党校才得知是接受审查。“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随后被铐走投入监狱,只有高启发幸免,被分配到第八区政府工作,而当局也不解释为何对他降职使用。

上述案例中那9人,实际上就是这些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夺权之后遭遇的常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必然反复受到审查,在政治绞肉机中备受煎熬——既然曾经潜伏在敌后甚至是在敌人军政和情报机关,不论从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来看,还是从其工作使命需要来说,必然认识大量敌方人士或者政治面目极其可疑的人士。在当年,这是他们得以顺利为党工作、获得情报的条件;而到中共掌权之后,这就成了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甩不掉的梦魇,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与敌人的“真实关系”。而到了政治运动来临,尤其是像文革高潮,就是他们的大劫,其遭遇的坎坷、受到的折磨,一点不亚于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月——比夺权前的生涯更糟的是,天大的委屈,苦水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是“自己的党”“自己的人民”在审查考验自己!

就说那个国民党中将郭汝瑰吧,他现在的知名度已是相当高了,但是人们多只啧啧惊叹他在国民党军事机构中为中共建立的奇勋,我更叹惋这位大功臣的后半段人生:在中共治下的遭遇。

郭汝瑰于1946年6月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10月,升任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作战;1948年7月,调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

三年中,他将国军的大量军事机密泄露给共产党,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最著名的一项功绩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郭将蒋中正决定的国军作战部署报告中共,为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歼灭国军整编第74师作出了贡献。

郭汝瑰一直骗蒋说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成功误导让蒋中正做出错误决策。他还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被迫“自谋生路”而发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参与制定的整编方案一手造成的。

1948年10月,国军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由郭汝瑰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达到前线国军,就被郭报达给解放军的指挥部。郭汝瑰还影响蒋中正屡次变更作战方案,增加了国军在移动中被分割围歼的机会。

淮海战役后,奇葩的是,郭汝瑰继续得到层峰的信任:1949年夏天,郭汝瑰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21军、第44军、第72军和3个独立师;负责保卫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部投降,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大计。

郭汝瑰虽为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但与蒋介石对他“用人不疑”正相对照的是,共产党对他却“疑人不用”。解放军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未授予其军衔,他为中共所做出的贡献被守口如瓶,连他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也被拒绝。

在中共执政之后的那段岁月,两岸对峙,一方要“解放台湾”,一方要“反攻大陆”,所以对郭汝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就像电视连续剧《风筝》中郑耀先(柳云龙饰)的故事那样,有与国民党长期争斗的考虑,所以仍然要他隐蔽身份,继续潜伏?

总之,郭汝瑰从1951年起担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研究员。倒霉的是,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郭汝瑰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被逮捕——这是意外?还是将计就计?还是什么人安排的“苦肉计”?尽管有人回忆了经过,但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后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郭汝瑰随后在“反右”中又被南京军事学院定为“右派”,但随即又被中央军委下令“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时他当然也在劫难逃遭到批斗……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编制,63岁的郭汝瑰像一件“处理品”放到重庆定居。文革之后,郭汝瑰总算得到一些安慰性头衔,担任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还是全国政协好几届委员,1985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97年病逝重庆。

不知他在临终前回首前尘,内心深处,对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感慨和反思?是忏悔,还是无悔?是惭愧,还是无愧?

中国大陆学者傅国涌发表过两篇文章,谈到中共中央对敌后地下党人员的方针。这两篇文章中说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制定这样的方针“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政策,实在是见不得人。可以料想,在当时是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高层官员知道、掌握并执行;在事后,也是多年守口如瓶。但是这种心态、这种方针、这种策略并不是个别人制定,更不会随风而逝,已经渗透到中共政治的血脉骨髓,根深蒂固,像传家宝一样,经过中共执政者一代又一代,也没有变、不会变,即便改变,也是“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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