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情怀!汉唐帝国为何气吞山河?(图)

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
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提起汉唐大帝国,中华大国民无不豪情满怀。

汉唐大帝国是中华大国民令地球人仰视的时代,是中国人真正站起来的时代!1949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是关起门来意淫;尤其是大唐帝国的贞观王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还强,世界各地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中国跑,首都长安居住着来自中亚各国的几万名“裸官”。中亚各国的高贵显贵以和汉唐建立“友好邦交关系”为名,携带巨额贪贿资产前来中国“考察访问”,然后永远住下来不回去了。

那时中亚各国人民如果破口大骂中国人不该收留他们的外逃裸官,不把他们国家人民的利益当回事,我们一定会认为对方有毛病。你们自个不检讨自己的制度出了大问题,不痛恨自己的贪官污吏,还莫名其妙迁怒于我们,有病啊?中国政府当然只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把你们国家人民利益置于我国人民利益之上,那不成了“汉奸政府”?

1400多年前的大唐王朝把本国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精神,盛产裸官的中亚各国确然有学习的必要。叫嚣“中国亡我之心不死”而拒绝大唐帝国的文明成果者傻得可憎,疯得可恨。

汉唐大帝国强盛的主要秘诀在哪里?我们先来说大汉帝国。

一、大汉帝国官场从不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

前汉帝国的皇帝初登大宝时,居然找不到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车,部级高官只能乘牛车上下班。难道那时中国就真的穷到那地步,全国连四匹纯一色的马都找不到?屈指可数的几个高官连马都没有?就算国内真个没马,也可像今天的官僚只坐进口豪车一样,用纳税人的钱高价从匈奴进口啊?

非也!那时的中国虽然久经战乱国力疲困,但远没穷到举国找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连部长级高官也弄不到马的地步。前线的边防军多是骑马抗敌,高官显贵从骑兵部队那里弄几匹好马还不容易?

大汉帝国的国家理念和今天不同,各级官僚都知道“藏赋予民”和“小政府大社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绝不会玩“国富民穷”那类自毁帝国根基的弱智政绩。首都长安城没有显示皇帝高贵身份的四匹纯一色骏马,那就将就点用杂色马代替一下嘛,马车还不是照样跑?部长没马拉车,那就用牛拉车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能因此兴师动众去搞什么举国体制“强征”老百姓的马,也不可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去高价进口匈奴马,更不可把前线骑兵的战马弄来在城市平地上拉车?对于前线骑兵来说,一条战马相当于10条人命啊!

汉文帝的节俭是有名的,自家长年旧衣不离身不说,想建个露台夏天纳纳凉,听说要花费一百金,居然心痛得了不得,几经琢磨考量后还是选择放弃了。和伟大、光荣、正确的毛领袖相比,汉文帝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在三年大饥荒活活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恐怖年代,还大兴土木兴建多处豪华行宫,仅韶山滴水洞工程就耗资一个多亿,相当于当时一百多万个青壮农民无节假日起早贪黑辛劳一年的总收入。

那时每逢遇上天灾,皇帝首先想到是自家缺德开罪了上天,于是向全国人民下“罪己诏”把自家痛骂一顿,率领皇后皇子皇孙绝食,整天甚至一连三天跪在露天下,顶着烈日或迎着凛冽北风向上天祷告;同时积极安排赈济灾民。各级官僚也不会因此宣传自己在救灾前线吃了多少苦救了多少人,只是尽职尽责干“公仆”应该干的份内事,没有养成“把忧事当喜事办”的光荣传统。

碰上这样的皇帝和官僚队伍,一旦遇上外敌入侵或开疆拓土,平民百姓还不“把国当家”一样拚死抗敌啊?

二、皇帝对官严对民宽

纵观整个大汉时期,除了汉武帝和匈奴争雄,出于战争需要兴师动众外,官家一直奉行与民休息还民自由的政策,很少无故扰民,不会像今天的县官乡官那样热衷于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折腾什么“公路经济”和“示范基地”。

与对民宽松形成鲜明对照,大汉帝国对官僚特别严厉。汉武帝两三年换一个宰相,且多数宰相都没有善终,不是锒铛入狱就是杀身之祸。宰相如此,低一级的部长司长局长无不兢兢业业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哪还有精力和心思去玩“跑关系”、“三公腐败”和“移民转财”?

汉武帝时期的高官大多不得善终,并非那时候的高官天性邪恶,而是专制权力乃一剂血肉之躯根本无法长期自觉抗拒的猛烈毒药。在“把官僚装进笼子”的民主宪政制度发明以前,当上几年高官就很难避免被权力毒害,不知不觉从正人君子堕落成害民贼子。

所以民主宪政体制不但平民百姓受益无穷,官僚也一样普享福祉。

造成前汉帝国垮台的汉灵帝也玩过“卖官”把戏,但明码标价公平透明,且卖官所得全部纳于国库用于公事。

三、轻瑶薄赋藏赋予民

大汉帝国的税收在当时的已知世界是最低的,税率维持在三十税一到十五税一之间徘徊,也就是3.3%~6.7%。无论农民、生意人还是手工业者都按一样比率纳税。这个税率是刚性的,税收分摊也比今天公平透明得多,官吏没有任何巧立名目集资摊派创收自肥的空间。和今天的生意人相比,那时的生意人简直生活在天堂。

四、容忍甚至奖励体制外的“英雄豪杰”

历朝历代的英雄豪杰有“体制外”和“体制内”之分。体制内英雄豪杰主要是开疆拓土的军事领袖,如卫青、李广、霍去病;体制外“英雄豪杰”则不服皇家官场管束,只凭良心、正义感和冒险豪情除暴安良建功立业。

因为不服官场约束,中国历朝历代对体制外“英雄豪杰”都持打压态度,大汉帝国则是例外,不但对体制外“杰才俊士”容忍有加,还给他们提供建功立业自我实现的平台。

体制外的慷慨悲歌之士,在国法疏漏或鞭长莫及之处除暴安良为民请命,在冷兵器时代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正。

中国历史上闻名的燕赵侠客就主要活动在大汉时期。

众所周知的班超就是一个威名远扬的体制外英雄,他和36勇士在匈奴强兵压境的逆境下征服西域各国并威振西域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闪亮的一页。

班超去西域之前并不是什么军事领袖,而是一个威不立名不扬的小军头,和体制内英雄沾不上边。

班超除了36个志同道合的江湖朋友外,自告奋勇前往连几十万大军都望而却步的百战之地建功立业,仍拒绝投降,今天的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

更让精于算计的特色国民难以理解的是,大汉政府在得知耿恭喋血孤城的消息后,居然派出几千名远征军,冒着优势匈奴骑兵围追堵截随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的巨大风险,步行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危险之地营救“传说”中的三百个生命?

远征军经过一年多的血腥转战,终于把幸存的13名孤城英雄救回了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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