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想的中国”:一个维吾尔女子的逃亡(图)


维吾尔女子米娜(图:自由亚洲电台)

【看中国2018年11月8日讯】我叫米娜。新疆库尔勒市且末县,那是我的老家。

2009年3月份,开始申请护照,差不多等到9个月才能拿到。我花了4万多块钱,给那些警察呀、出入境管理大队啊,很不容易。我变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人,因为我能拿到护照。

2013年我结了婚。这时候我每年都回中国再回埃及,都是正常的。2015年3月15号我在开罗生了三胞胎。5月13号带了三个孩子回中国,在北京机场被抓到了。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回来?”

在北京机场时海关拿了我的护照,要问我问题,我说好。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维吾尔族,有带围巾的有不带的,都是从各个地方回来的维吾尔族。

他们把我的孩子带走了。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房间都是黑色的,有一个话筒。他们说只要我回答问题,他们就把孩子还给我。我说可以。他们就问我从哪里回来,在那边干什么,回来干什么。我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回来?后来他们问我爸爸妈妈亲戚的联系方式,在埃及认识的几个中国人的联系电话,我写完了之后,他们就说把我送到乌鲁木齐机场,有两个人一起会帮我带孩子。那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为什么他们带我的孩子?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出去的时候还没拿到行李,他们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说是安全局的。问我同样的问题,包里带了什么。后来我回答完,我按了手印,证明是我说的。但后来他们还是不给我的孩子。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孩子要吃东西啊。那时候我还在喂奶,他们说不要担心。我还是不知道孩子在哪儿。

两个男的回来说:“不要说话!”他们把我的嘴贴上胶带,头上戴上袋子,把我的手绑在后面。我不知道从哪里出去的。他们说外面有车,推我说快点走,推我的时候我的鼻子撞到车,鼻子就断了。我说不出来,只说“嗯嗯嗯”,因为我的嘴巴是粘着的。我知道在流血。袋子蒙着看不到,只能看到小小的脚。当时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抓我。很突然,因为我什么犯法的事情都没有做。

“孩子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好好的”

后来听说是黑甲山派出所。带我到了一个房间,三天三夜就询问,在国外干什么,为哪个单位工作,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听到这些问题,就说什么工作?什么责任?我是正常出去的,我去留学,后来不上学了,因为认识了我老公,有了孩子,我就回来让父母帮我照顾。我说我是正常人,什么都没做。他们说我们会调查会调查,就把我的身份证、手机就都收走了,我什么人都不认识,什么都看不到。后来把我放到监狱。我在监狱待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从5月13号到7月25号。那是第一次。

七天我是一个人,一个单独的房间。房间是黑色的,中间只有一个小灯泡,没有窗户,白天还是黑夜我都不知道。墙都是铁的,只要我发出“嗯”的声音,我自己可以听到(回音)。有时候他们给我送饭过来,那个小门就拉上去,他们把一个盘子推进来。吃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有盐啊,有米饭,但是我不知道,因为看不到。那个小灯泡我只能看我的手啊脚啊。后来我知道他们有监控,他们都在看着我。

七天以后他们把我调到另外一个房间,和其他的人,都是女人,都是维吾尔族的女的。7月25号的时候他们说有特赦,就先把我放出去,我父母给我担保,我就出去了。

父母直接带我到乌鲁木齐的儿童医院,说是孩子生病了。当时两个孩子在家里,一个孩子在ICU,家人不能进去,只能在玻璃外面看。我说我孩子有没有呼吸?我能不能进去?他们说不行。第二天早上候,我爸爸说我们要去医院。医生出来,说不好意思,孩子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呼吸已经停了。我都不敢相信。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好好的,我正常喂奶,都是好好的。后来我都看到孩子脖子那边做了手术,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知道。医生说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都是家人签字的。我说签字的资料我能不能看看?他们说不可以。他们签了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认识汉字。后来孩子死了,我就拿到手里。当父母的人就知道失去孩子的情况。我就失去自己了,因为刚到中国,我什么犯法都没有做,后来蹲了监狱之后我又失去孩子,我怎么活?可我必须要活,因为还有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这边的脖子也是割开的,我问医生为什么,医生说因为要喂奶。他们吃奶吃不掉,他们就从这边插管子喂奶了。可之前我喂他们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把我的身份证、护照、手机都没收了,说我是被监控人员。所以他们可以随时把我叫回去,我说了什么,跟谁联系,都是被监控的。那时两个孩子一直去医院,十天在家,二十天在医院。乌鲁木齐的医院都知道我的孩子的情况。第一个孩子去世了之后,另两个孩子的情况一直很不好。他们说儿子的肺发育不良,脑子里有水,要做手术把水排掉。女儿的眼睛看不到,现在可能看不到,以后可以会变成傻子。说了很多种病。我都失去我自己了,一直都在忙着孩子。那时每两天见民警、国保大队、社区警察,过几个小时就给我们拍照,不停的问来问去。

“让她看一下外面”

2017年4月10号的时候他们说有问题,来一趟且末县的国保大队。我的孩子没有照顾,我没时间。第二天他们打电话说必须要过来,不过来我们就抓你过来。4月16号的时候,我去了我们且末县国保大队。他们又是三天三夜,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去埃及?为什么来这里?是不是恐怖份子?给哪个组织工作?责任是什么?第一天他们正常问我,第二天他们说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要让你开口,就把我坐到了老虎凳子上面。

那个凳子也就这么高,前面是关闭的,有个像桌子一样的,可以把手这样(锁在上面)。他们坐在很远的地方,问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打我,抓我头发。我被绑在凳子上,身上缠满了绳子,后面有一个勾子一样的东西,上面勾住我的头,下面抵在脖子根上。他们一按按钮,我浑身每个关节都痛的不得了。那个痛我没法说,可能生孩子也没这么痛的。

老虎凳之前,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打我我,有时从鼻子,有时从耳朵出血。后来就晕,房子一直转,我站不住,他们就把我放在老虎凳上绑住,以免摔倒。我说我听不到,听不到,他们说我会让你听到。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右耳是听不到了。

询问完第三天,他们把我套上黑色的带子,用锁链子扣起来,带我到县医院体检。全身拍图。后来把我带我医院的地下,我不知道医院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以为他们会把我切开,把我心脏拿走。里面有很多的检查,我觉得不对劲儿。他们把我的衣服脱光,往身上用小小的纸抹油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没有衣服。他们打开一个像玻璃缸一样的东西,后面两个灯,红色的绿色的,进去后就转,不知道他们拍了什么。出去后穿上衣服,同样带上套子,进到特警的车里。

那个时候有三个女的,两个男的。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让她看一下外面。”他们就把我的头上的袋子去掉。我做的车外面是网一样的,有个窗户,小小的。我就看到我在城市里面移,有开摩托车、在外面走的,我看到外面,感觉是他们要把我带走杀掉,我感觉我就要死了。我脑子就什么都想不到,就想孩子怎么办。他们还小啊,我什么都没有做就这么死了吗?我不知道,我不敢相信。我恨,我恨人生、恨所有的人。为什么?你不能问。一问,就挨打。

后来我问一个女的警察,我做了什么?我会死吗?她笑,说你为什么说话?谁让你说话?我说你不是让我看一下外面吗?死之前我不能说话吗?我都要死了,我还不能知道为什么吗?死之前我要知道我做了什么。她说这个我不知道,你现在还不能死,你想死这么快,这么舒服?不会这么快的。你的脑子里的东西我们拿出来之后再死,你老实的话我们就让你死的舒服些,不那么痛苦。我不说话了。她说,把袋子给她套一下,她开始说话了,谁让你说话了?就把袋子又戴上了。

“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们一样?”

后来把我带到且末县拘留所,检查身高体重,我57公斤。然后到另一个房间,是拘留所警察的办公室,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就让我换衣服。我生命中最侮辱的事情就是,让我脱光衣服,被男人勉强检查。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可能我脱光衣服的时候是两三岁的时候我父母看到过。因为毕竟我是穆斯林,连我的头发都不让男人看到。他把我脱光所有的衣服,检查我的身体,让我换一下,穿监狱的衣服,给我一个黄色的马甲。我说为什么穿黄色马甲?后来知道黄色马甲是最严重的政治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最严重的政治犯。因为我出国吗?因为我去过埃及吗?

那时候我们升国旗啊,觉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好大。上学的时候维吾尔人排这里,汉人排这里,为什么?考试的时候汉族的加二十分,维吾尔的不加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维吾尔族吗?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吗?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法律,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因为我刚刚去内地的时候,我们宿舍里有两个新疆的。一个汉族女孩子钱丢了,说可能是新疆同学偷的。我们都是很好同学,一起睡觉,一起上课,一起看电影,东西丢了,可能是米娜偷的,要不就是玛利亚偷的。我说为什么?她们说新疆的都是小偷。我说为什么?你们不是说新疆是中国吗?你们的四川、成都不是中国吗?我们不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吗?她们说是一个国家的,可是不是一个民族。维吾尔族是最脏的。我就开始感觉很不舒服。

后来新疆的事情,杀了好多新疆人的时候,也是广州的警察过来,所有新疆的学生都出来。你是新疆人,出来,蹲下来。检查我们的手机、电话本、日记本,检查我们的包。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疆人?如果新疆不是中国的话,他们不可能这样对待我们;如果新疆是中国的话,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后来我们就知道,是维吾尔族跟汉族。虽然我们是一个国家,但是他们不可能一样对待,他们不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就想,新疆本来就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习惯,还是不同的对待我们,那就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本来就不是中国人。那我们是什么?就开始我的这些想法。

警察说了,你是中国的女孩子,血是中国人的血。我上学的时候,带了红领巾,升国旗的时候唱国歌,我们拿的护照也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出国回来拿我们当恐怖份子一样的?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们一样?他们说就是不一样,你们都是恐怖份子?我说我们恐怖在哪里了?是爆炸广州北京吗?没有。我们老老实实地呆在新疆。你们来新疆为什么拿我们当恐怖份子?他们说哦,露出来了,你就是第一个恐怖份子。我说我不要变成恐怖份子,是你给我这个想法。是他们给我们这个想法。

“以前我很尊重中国政府,现在我看不起他们”

我进去的时候差不多四十多个人一个房间。我的监狱号是210,我的号码是54。后来知道“54”的意思是“我死了”,你已经死的人了,我们就是给你一点点呼吸的时间,让你舒服点。

四十多个人,刚好这么大的房间。后来有几个人进来,几个人出去;有人死了,就带出去,又有人进来,就这样。最后我出来的时候,2017年,有50多个人。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起来后小便,没有洗手间,旁边有个小小的洞,可以当厕所用。四边有监控,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上厕所都能看到。每人只能三次上厕所。然后就叠被子。我生命中最难的就是叠那个被套。监狱里有七个被套,每个必须要叠的一模一样,像盒子一样的。如果一点不一样,整个牢房里的女犯就一天没有饭。然后要查房,每个人要把手放在后面,蹲下来,要像军人一样的报数,必须一模一样,要声音很大,很快,必须要像军人一样的。那里面有农民,有小的学生,有老人家,有的是博士,在英国上学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说汉语,有的不会,有些没有过军人一样的训练。我们必须互相教。

以前我很尊重中国政府,现在我看不起他们。我四个多月没喝过水,只能吃药的时候才能喝水。我们争着吃药,因为有水喝。我们没有刷过牙,没有洗过脸,没有洗过澡,头发都剃光了。2017年他们剃光我们的头,男人女人都剃光,只有看到身上才知道是女人。

2017年4月16号开始,四个多月我记得,我一直病的很严重。他们每天从监狱送我到国保大队询问,有折磨有打。那种折磨是精神上的。他们说“你父亲去世了,母亲可能也快死了。儿子头做了手术,也死了。女儿没人养,我们把她送到孤儿院。还有你哥哥家人全都在监狱,都判无期了。你生命没希望了,要说什么都说出来,死的时候我们让你舒服一点。”这种折磨让人气的都乱七八糟。后来我生气就得癫痫。以前没有的,就是那一年还是我一生气,手、腿发僵,嘴出泡沫。后来我睁开眼睛,发现在乌鲁木齐医院神经科。我不知道在哪儿多久,我父母后来说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星期,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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